韩愈说:“往时张旭善草书,不治他技,喜怒、窘穷,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,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焉发之。”想见,张旭是个情绪相对热烈的人。

  儒家观点:“依于仁,游于艺”。六艺之于个人之修养,是儒家的必修功课,然而一个“游”字,则明确其态度,反而告诉你要适当选修,别陷进去太深,且随时能够抽得了身。这种“游于艺”的态度,其实深层次隐藏的是功利之心。对于书法,秉承儒家家法的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,其《颜氏家训》中就有:“真草书迹,微须留意。江南谚云:‘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也。’承晋宋馀俗,相与事之,故无顿狼狈者。吾幼承门业,加性爱重,所见法书亦多,而玩习功夫颇至,遂不能佳者,良由无分故也。然而此艺不须过精。夫巧者劳而智者忧,常为人所役使,更觉为累。韦仲将遗戒,深有以也。”便解释了这一观点——在其看来,书艺都是杂艺,不须过精,更何况不以实用为动机的草书。

  于书法而言,儒者倡导“体有专用”很正常。在唐代,经籍几乎全凭手工抄写,国家藏书有专职且俸禄不低的抄经手从事缮写,他们手食俸禄,做好自己分内的事,其目的是使得书籍便于疾读,无讹为是。哪怕累以千字,自然不失行次,甚至气息、风格、点画,始终一律而不妄作才合身份气质。至于艺术创造,并无内在动力。这些抄书手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,据记载,贞观二年国子监恢复了书学,且那时也有规定“选五品以上子孙书者为书手”,观摩发书由秘阁提供,培养的时候,教书的也是虞世南、欧阳询,教示的也还是楷法。

  此外,私人藏书多来自文人抄录。文人抄书一种为自用,一种为佣书自给即补贴家用或养活自己,其创造型创作不太现实。还有像高士阳城“代为宦族。家贫不能得书,乃求为集贤写书吏,窃官书读之,昼夜不出房,经六年,乃无所不通”这样的,写书得恭恭敬敬。再比如捍卫儒家道法的赵壹,其书论《非草书》,苦口婆心规劝大家不要沉迷草书。首先告诉你,写草书上不能得到重用,下不能养活自己,再者还浪费油墨纸张;甚至说,草书岂能是无神采、无天赋、无才华的无名小卒玩得转的?

  崇古观念和正字意识来源于礼制文化,正规场合采用的字体,要求需写正体字与古体字,以表典重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《文苑传》曾记席豫:“豫与弟晋,俱以词藻见称。而豫性尤谨,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,未尝草书。谓人曰:‘不敬他人,是自不敬也。’”如此般,儒士多见其行、楷之书,且里面多包含“不求其名反显其名”的意味。所以这也是为何书者为在乎的人或用在乎的纸写东西时,常常拘谨。即便明白性灵相通之人,可方达心性,却也常常放不开手脚。

  当然,潦草和赶时间,“草律”与“草狂”是两回事。“匆匆不暇草书”是张芝的“草律”心境。即便是披着神圣外衣的佛教中写经,也不是只有恭敬沐手而书的,比如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者,就是后世流传下来的草书经,这也是写经中的另一种方式,相对于“渐写”而言,谓之“顿经”。与颜真卿契合心赏的佛家尘外知己,皎然有诗:“须臾变态皆自我,象形类物无不可。”这其中“草狂”之形状与心境可想见一二。

  皎然,俗家姓谢,祖上谢灵运与颜真卿祖上颜延之在刘宋时以文学齐名,并称“颜谢”,应了白居易的诗句“岂是今投分,多疑宿结缘”。说到颜真卿,不禁又联想起这个世代儒雅传家,留意翰墨,还偏重书记,又探讨小学的颜氏家族,其九世祖颜腾之,曾因擅长草书见称于梁武帝;六世祖颜协,因工草隶而有名于荆楚;再后来的颜之推,则苦于自己书艺精通而劳心劳力,又见多了书艺算高却无常的钻营小人,才规劝子孙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其实,到了唐代,颜真卿也一直秉承“书契意在适用记事”的家教箴言。

  眼界、心胸、境遇不一样,对一事一物的看法也不一样。东汉宗室刘睦善书,明帝喜欢刘睦的草书,在他生病的时候,汉明帝遣使者乘驿马令其用草书写尺牍十枚以收藏之。再有,曹魏时期,魏文帝器重刘廙,“命廙通草书”,但当时的大环境也是草书不是郑重场合的适用书体,士大夫不可逾越君臣之礼对君主“修草”,但君主却选择性忽略尊卑,特许大臣通草。这便是艺术超越礼法的有趣之处。

  简言之,对待书法墨家的观点是,吾人必须能生活,然后才能有更好的生活,而我用不着以此来生活,因为我还未达到用它来生活的程度;儒家的观点是,即便学书,当以此来实用且千万不要依仗其来生活;对于创作者来说,有一份天真就有一份灵性,添一份世故就添一份狡猾,狡猾也有用,但跟艺术没关系。

  无论居庙堂之高,还是处江湖之远,都要知道何为学习范本,这也是在“二王”真迹不复存在的际遇下,我们还能从敦煌残卷、吐鲁番文书想见范本风姿的原因所在。所谓“书法有法”,即便,因如痴如狂而被赵壹在《非草书》中批判的那些对草书入迷的爱好者们,也是以“张芝们”为学习样板,哪怕只字片语都争相宝之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

(文章来源:北方新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