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如今的明星,不分大小,都有一群助理。大到提行李拿道具,小到擦鼻子系鞋带,均由助理一手包办。知道的是说是明星金贵,不知道的还以生活不能自理呢。

  可你知道吗,过去唱戏的名角儿也有助理,那时的助理更比现如今的助理“风光”。为什么啊?因为过去的助理和角儿们一起上台“表演”,而且人家有一个更明媚、更上口儿的名字——“跟包儿的”。(字面一看就能明白,就是跟在角儿后面提溜包袱的。)

  在咸丰之前,明清两朝唱戏的,用的都是公用的行头。逢唱的时候,角儿人到了就行,最多是自己带个网子、带个靴子,所以用不着“跟包儿的”。

  到了同治年间,著名的青衣胡喜禄,有自己私人行头,据考他是唱戏行里第一个有私行头的。这时候“跟包儿的”才算正式的成为了一个行业。那时候唱戏的名角儿都会雇个专门的人,帮自己拿行头、戏服。有唱青衣、花旦的行头饰物多,雇三两个人也是有的。

  最初“跟包儿的”工作不过是把角儿们的一应用品送到戏馆。角儿们穿衣梳头、抹脸装扮、穿蟒扎靠等等,都由班子里“管箱儿的”伺候。后来渐渐的,一些名角儿自己带穿衣、梳头、化妆的人,这些人也被称为“跟包儿的”。

  随着戏曲行业越来越繁荣,角儿们的品位也在逐步提升。有一些讲究的角儿嫌班子里预备的茶水不干净,又或是怕有人嫉恨自己,在茶水里下毒,毒倒了嗓子,所以连茶水也一并自带了。

  读到这,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:前头一个角儿,四平八稳的踱步进了戏园子,后面一溜“跟包儿的”,手里拿着、臂上挎着,大包小包,其中有一最扎眼的,背着一暖壶,手里提溜个提篮,里面叮当作响的是些个茶壶、茶碗。

  最初“跟包儿的”只在后台活动,到了光绪初年,“跟包儿的”就上台了。因为角儿唱到半道要喝水润嗓子,行话叫“饮场”。最严重的时候,这些“跟包儿的”一会儿给角儿送杯茶,一会儿给角儿递个毛巾把儿。说是伺候角儿,其实无非是想出出风头,让人知道他是某某名角儿的“跟包儿的”。

  谭鑫培,谭派创始人,名响亮,排场也大。不只带跟包人,连检场的都是自已带。每逢谭老板一出场,台上台下、后台门口,总是立着三五个人,而且人人都面带得意之色。

  余叔岩,继承了潭派的唱法,更发扬光大,被称为“余派”。谭鑫培活着时,余叔岩就十分羡慕他的这群人马阵式。谭鑫培去世后,余叔岩把他们者聘了回来,有不愿意来的,还托中间人说合。他这么做,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壮门面,——瞧瞧,这些伺候过谭老板的人,现在都来伺候我来了。言外之意是我的水平就相当于当年的谭老板啊。

  老生名角儿刘鸿昇有两个“跟包儿的”,逢他一上台,必是三人同行:一个抹着大花脸唱、一人背暖壶、一人拿茶杯,唱到伴奏过门儿时,麻溜儿送上一杯水;唱过“楼上楼”的高音行腔处,立马儿拿着毛巾把儿给揩脸——轻轻的沾沾汗,不敢擦狠了,怕真成“大花脸”。

  老旦名角儿龚云甫的“跟包儿的”更绝,背的俩暖壶上都贴着明晃晃的标签——“茶”、“人参汤”!

  宣统年间,一家戏园子唱《玉堂春》。唱到苏三三堂会审那段时,演员要在台上跪着唱半个时辰,这出戏是旦角儿的开蒙戏,很是考验演员的功底。

  恰好当时有两位知名的旦角儿同在这个戏园子里,唱这同一出戏。两位旦角儿,一贫一富。

  家贫的一上场,她的“跟包儿的”提溜个大白铁壶就上来了,往边上一站。旦角儿跪下唱两句,“跟包儿的”就递上水壶,角儿就着壶嘴儿喝上一口,再接着唱。

  下一场轮到富出身的角儿上场,也唱这三堂会审,人家也上来俩“跟包儿的”,一人端着一个楠木桌子,一个桌上摆着镜子、化妆品;另一个桌上摆两个精致的茶壶,一个银的,一个瓷的。角儿唱两句,就喝口水、补一回粉、擦一次口红。

  底下观众,眼神差点儿的都不够用,一不留心就分不清谁是角儿,谁是“跟包儿的”。(这会儿子,跟包的是长足了脸了。)

  直到20世纪30年代,新革命浪潮带动了戏曲舞台的进步,一些进步的艺人提出净化舞台,“跟包儿的”与演员一同上台的陋习才逐步废止。

(文章来源:历史大学堂)